又如“欲取鸣琴弹，恨无知音赏”,即化用了伯牙、子期之典表达对知音的渴求、对友人的想念。
《全唐诗》中有53首引用了与琴相关的先秦典故，引用汉代涉琴典故的诗46首，引用与魏晋相关典故的琴诗高达93首。
而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是，先秦作为历史跨度最长、涉琴典故最丰富的时期并没有成为唐人用典取材最青睐的历史阶段。
魏晋虽只二百年左右，《全唐诗》却有93首借魏晋涉琴之典来写情写心，其数量约占192首琴诗的50%,这充分体现出魏晋名士所独具的风神气度在唐人心中的重要地位。
因此，我们经常可见唐人直呼魏晋名士的字或雅号来表达思慕之情，亦或是直引魏晋典故来一浇胸中块垒。
如：“野烟含夕渚，山月照秋林。还将中散兴，来偶步兵琴。”“落照渊明柳，春风叔夜弦”“阮籍供琴韵，陶潜余秫田。”
“中散”即嵇康，因其曾官至中散大夫，故有“嵇中散”之称。“步兵”即阮籍，因曾做“步兵校尉”,所以后世称其为“阮步兵”。
夜深人静，当为功名奔走的诗人想援琴而歌时，他们仿佛看见放歌长醉的嵇康和阮籍穿越时空而来，又可见陶潜不为世俗所累，归隐田园。
虽时间久远，但他们宁折不弯的风度犹存。而李颀更是在《题少府监李丞山池》中直言这份仰慕：“窗外王孙草，床头中散琴。清风多仰慕，吾亦尔知音。”
时光静静流淌，诗人在百年以外的时空仍以与之结交为荣。
可见魏晋名士在唐人心中地位之重。那这些魏晋名士究竟对唐人有何影响?唐人又对魏晋风度有何种继承?
对唐诗中与琴联咏的意象进行分析，可为研究唐人对魏晋风度的接受与继承提供有效的视角。
二、唐诗琴意象蕴含的魏晋风度
从广义来看，魏晋风度即魏晋名士所独具的潇洒任诞、通脱俊逸的行为风格，主要反映在他们以饮酒、服药、清谈、纵情山水等为普遍推崇的生活方式上。
由上文可知，魏晋诗人对唐代士人产生了重要影响，这不仅体现为唐代琴诗直接引用了大量魏晋典故，还体现在诗中出现了大量与琴相关的复合意象上。
如“琴酒”、“琴书”、“琴药”等，而它们实则与魏晋名士相关联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诗人对于魏晋风度的向往、效法与继承。
具体包括：琴酒相对的洒脱不羁
唐代涉琴诗中常有“琴”、“酒”相联的咏叹，甚至形成“琴酒”这一复合意象。
如：“宿客不来嫌冷落，一尊酒对一张琴。”、“白鹤高飞不逐群，嵇康琴酒鲍昭文。”
而孟浩然的《听郑五愔弹琴》则直接展现了他以“琴”“酒”为伴、醉心山水的生活理想与魏晋名士之间的内在联系。
如其所言：
阮籍推名饮，清风满竹林。半酣下衫袖，拂拭龙唇琴。
一杯弹一曲，不觉夕阳沉。予意在山水，闻之谐夙心。
不难看出，唐人以“琴”“酒”为伴是受了魏晋名士的影响，比如诗中提到的嵇康、阮籍。
嵇、阮二人擅琴，也常写诗表达对琴的钟爱。
如：“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。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。”、“夜中不能寐，起坐弹鸣琴。薄帷鉴明月，清风吹我襟。”
特别是嵇康曾在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：“但愿守陋巷，教养子孙，浊酒一杯，弹琴一曲，志愿毕矣。”
而据《世说新语·任诞第二十三》:“预此契者：沛国刘伶、陈留阮咸、河内向秀，琅邪王戎。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，肆意酣畅，故世谓竹林七贤。”
此处“肆意酣畅”可见以阮籍、嵇康、山涛为核心的“竹林七贤”在魏晋之时饮酒避世、酣畅傲岸的风姿。
事实上，不惟嵇、阮二人，魏晋很多名士的生活都与“琴”“酒”密不可分。
比如高唱“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”的刘伯伦有诗云：“何以除斯叹，付之与瑟琴”;写过二十首《饮酒》诗的陶渊明“每朋酒之会，则抚而和之，曰：但识琴中趣，何劳弦上声。
于是几百年后的弦酒唱和间，唐人也直接吐露出对魏晋士人以“琴”“酒”为伴的风姿的向往与称赞。
时空变幻，朝代更迭，魏晋名士以“琴”抒志、以“酒”傲世的风神却不曾泯灭。
大唐帝国尚有众多士人抚今追昔，他们因不能与之同时代而深以为憾，于是“尽室更何有，一琴兼一觞”。
当“琴”“酒”成为唐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他们已不止是通过对前人行为的效法来感受那份旷达不羁，而是在“琴”“酒”相对间成为了魏晋名士的知己。
诚如白居易在《对琴酒》中所言：“自古有琴酒，得此味者稀。只因康与籍，及我三心知。”
当诗人时运不济、命途多舛，琴音酒趣中的那份清冽才逐渐被品得透彻，援琴纵酒也逐渐从对魏晋风度的向往，变成了唐人自己的潇洒与风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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